前两天无意中看到一条老新闻。一个名叫佘艳的8岁小女孩身患白血病，但她放弃治疗，将全球筹集的54万医疗费分给素不相识的7个白血病孩子。佘艳是弃婴，1996年，家贫未娶的佘仕友在一座小桥旁的草丛中发现了她。臂弯中的孩子轻轻啜泣，经过再三徘徊的佘仕友最终选择了对生命的尊重，咬着牙独自抚养这个集上天的怨怒与美好于一身的女婴。
     《金刚》中，金刚调皮的把安一次次的轻轻的推倒在地上，自己还挤眉弄眼偷着乐的憨态让我记忆深刻。在那一刻，金刚就是上帝。他可以愉悦的和安开开玩笑，可大可小。但设想一下，万一他推倒安的时候，安的后脑勺正好枕在一块鹅卵石上……
     其实很多时候，上帝并没想惩罚或奖励谁，他没这个闲工夫。基督教说，其实上帝是具有人格的，他不是个标准，不是一部宪法。我觉得他可能是个顽皮的孩子，一会儿拨弄拨弄这个人，一会儿在那个人对着另外一个人吹口仙气，更多的时候，他只是起身去取薯片的时候不经意间掀翻了一片汪洋而已。
     一次，佘艳拉着爸爸的手，话还未出口眼泪却冒了出来：“爸爸，我想死……”老实巴交的父亲一脸惊愕的看着她：“你才8岁，为啥要死？”
     “我是捡来的娃娃，大家都说我命贱，害不起这病，让我出院吧……”
     佘艳代替不识字的爸爸，在自己的病历本上一笔一画地签字：“自愿放弃对佘艳的治疗。”
     看到这里，我感到心脏、脉络开始纠结。上次看到这种话是在看一个关于矿工患矽肺的专题报道。屋内，家徒四壁。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汉子垂着头，不知道是挺直胸膛会让千疮百孔的肺部拉扯得难受还是矿下的佝偻已成习惯。他气喘吁吁的，艰难的说道：他们（煤老板）不管我们，因为我们的命贱……我心中的泪海和愤怒彭湃焦灼，水深火热得难受。
     去年底，国家已筹集到4200万给矿工洗肺。并计划今年为600名矿工进行洗肺治疗，看到这里时，心里欣慰了些，毕竟在矿难和矿工职业病被讨论得沸沸扬扬的时候，终于看到钱了。有钱，生命就能做最大程度的挽回。但一个念头闪过：一年治疗600个（虽然计划经过3—5年的技术推广，能治疗6000—8000名），中国到底有多少矿工呢？查阅资料未果，有一个数字，那就是中国煤矿每年死亡人数为6000（官方统计），乘以一个多大的死亡率能计算出大致数目我不知道，但作为煤矿这个高风险率产业，我相信结果一定会让人咋舌。不敢想，不敢猜，那定会让我看到繁星般的矿灯在漆黑地底幽明闪烁……
     虽然喜欢巴黎，但一直都对法国的国风很不感冒。因为法国人太事儿，好像永远都有问题要抱怨，再好的政府也只能是个政治的牺牲品。他们的倨傲和左右逢源伤透了戴高乐的心，使得这位巨人坚决的拒绝了国葬，只是在那个永远无法忘怀的村庄和尘世作最后的道别。但提到对生命的尊重，除了敬佩我实在说不出什么来。对于这一点，再偏执也是有道理的。
     此刻，听着Black Eyed Peas的一首土著rap，我看到在广袤荒凉的非洲大地上，篝火周围，缓缓绕圈的黑色人们在念念有词。火焰中心，柴堆顶端，冰凉的同族正在接受血脉相连的族类最后的祝福。头顶盘旋的苍鹰啊，在你冰凉眼中，是否也倒影出残酷轮回的合什神态？
     我来过，我很乖。佘艳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墓志铭。没有一个生命应该卑微的。

 

 

     1月25号那天加入春运洪流，直至今日回到公司，我一直过着与“网”事隔绝的生活。偶尔有些话语，像闪电般劈开长空，插进我的百汇，我想付诸于文字，但多数时候，总是错过。所以现在一打开电脑，觉得喉咙里，全是电光石火，不知道该先轰哪一刀。

 

     25号傍晚，回渝。窗外的荒野毫不留情的飞速倒退。无雪无雨的北国大地，宽广而苍凉。单调的平原，枯黄的农田，没有灯火，极少人家。在火车上，虽然活动不多，但人是很容易感到饥饿的。饥饿是所有罪孽的根源。因为饥饿，才有动力，才有形形色色。空旷的胃囊揉搓食物的韵律美，比起子宫孕育生命更令人震撼。但列车好吵，我宁愿饿着。
     隔壁铺位几个女孩的唧唧喳喳，自说自话的抱怨着自己院系的种种不公，过道几个小孩的尖叫跑动，列车员推着杂货的来回叫卖……最不适应的还是列车广播，反复播放着些不知名的本土歌手们的撕心裂肺和沿途省份的官方介绍，逼迫整列火车两千多人接受同一个口径，同一首歌。
     夜深了，车厢已经熄灯。我站在连接口，听着风的逆行。一根接一根的燃烧着。 窗外漆黑一片，列车们沿着轨道来回奔驰，俨然狰狞的电锯在缝合的伤口上不眠不休的轰鸣，被撕裂的黑夜让人不安。我在心底缓缓的唱着那首老歌，车轮和枕木稳定的撞击是最沉静的低音bass。记得在那首歌的MV中，他也总是站在列车窗口的，作茧自缚的追寻。但我，还是怕你会在异乡夜里孤独醒来，阳光明媚的亚德里亚海……Smoking Area应该更名为Life Sucking Area，来往的，有坐立不安的无聊人士，也有烟瘾发作的潦倒旅客，也有预支些无法预知的未来，温暖眼下寒冬的各色人等……
     列车员开始注意我这个深夜都不上床的鬼祟男子，上前询问，开始是一个，后来是四个。为了显得不那么可疑，我回车厢拿出本子，回到原地，蹲在那儿写写画画起来。满纸荒唐言，不知所谓。

 

 

     团年饭，在一座高楼。山城本就是高低错落，如果又恰好是在一块高地的高楼上，就会有一览众山小的愉悦。今年重庆烟花爆竹解禁，应该有翻折腾了吧。果不其然，夜幕微降，整个城市就开始了折腾。我来到阳台，当即被眼前的景色所震慑：五颜六色从瞳孔弥漫至睫毛，映亮了整片夜空。山城的烟火应该和别的不一样吧，身在低处，会觉得高处的烟火洋洋洒洒的来自九天，期盼身上沾个一星半点，也会有凤凰涅磐的圣洁；身在高处，会觉得烟火就在地狱。沐浴够了高处的凉风，尽收了脚底的烟火，让我在莫名的快意后，陡然有种悲凉。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站在了人生的这个位置，是选择翻过栅栏，踏着飘渺灿烂的烟火去远方，还是固守这触手即灭的巴比伦，掩耳盗铃的苟活？如果我能孤注一掷的幸福下去，那我知道上帝走神了；如果烟火无法承受我的小心翼翼，至少也证明我已经赎罪了。

 

 

     和小弟聊到深夜，鬼使神差的，话题像倦极了的行者，蜷缩到去世的师父那儿，怎么也带不走。本来相谈甚欢的二人一时竟都没了言语。约好第二天去看师母。2004年7月，师父病危。但他却积极乐观得吓人，并信誓旦旦的跟我这个二徒弟保证一定能再活好几年。谁知，一个月后就走了，享年67岁。只记得那天早上的阳光很美，我机械的挂掉手机，瘫坐在路边的石阶上，失神很久。
     师母以每个月400多元的退休金，独自抚养轻度智力障碍的孙女，艰难的在老房子里转动着生活的磨盘。种种凄凉，让我心酸。
     “你师父说了，等二世，一定做个大款，走到天涯海角也要找到我……”师母絮絮叨叨的沉入了甜蜜的回忆中。
     “那是他什么时候说的？”我一时也来了兴趣，因为没想到刚直、清贫了一辈子的师父，年轻的时候也不免俗的说过这般蜜语甜言。我负手走到窗前，看着窗外市中心繁华的高楼大厦将这栋老楼包裹得暗无天日。
     “死之前。”师母缓缓说道。不知怎的，听到此处，我的眼泪止不住的就流了下来，不敢擦，也不敢转身。
     我看到了爱情的形状，却形容不出来。

 

 

     这回在家，酒局多到应付不过来。最后几天，由于已经开始在医院输液，只得把不那么紧急的酒局转化为茶席清谈。有个当年的挚交，从来回重庆都是把他排在最后一个见，但这回精打细算得居然把他给漏了，有种“压轴的被挤下台”的感觉。这种感觉我有过，有些酸楚。
     2005年后，重庆于我，已彻底陌生：乡音，盘山道，台藓气息，夏日河风……幸好在走之前赶上了一场雨，还是那么梦幻、轻柔，体贴到不会把叼在嘴角的烟弄湿。那晚，我独自走在夜色中，婉拒了朋友的同行邀约，让久违的雨水冲刷疲惫的头顶、眼睑、指尖。今后的许多年，我都将会以别样的心绪来对待这块土地，那将是真正的游子，不再是下楼玩耍到忘我，直到母亲在窗口吆喝开饭速归的孩子了。这种箭在弦上的念头，却像堆彻在世界屋脊的玛尼堆，片刻的凝固就让我把它裱成块温存到回忆尽头的绝版情怀。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